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汐梦瑶🌙@XMYao1998

2024.07.24 0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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茜茜小公主@wanggui1125

2024.09.20 08:31

北京文化论坛上的杂技表演，看得中外游客目瞪口呆

Ignatius Lee@22HomoPoliticus

2024.10.08 09:57

中国2014年修订的《高等学校接受外国留学生管理规定》要求国际留学生毕业、结业、肄业、退学后“必须在签证规定的有效期内离境”。但到2017年修订的《外国人在中国就业管理规定》和2017年发布的《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服务指南（暂行）》又有条件允许外国留学生毕业后在中国就业或创业，但劳动合同不得超过5年（5年后需审批）。中国政府看起来在有限开放移民政策，但这个有限开放是2016年在中国高校推行“双一流”建设的结果。在2017年以前在华留学生就业极其困难，但2017年以后情况也不见得改善：虽然政策上有所放宽，但遇到中国经济出现长期的结构性衰退，连本国大学生就业都困难，外国人又怎么可能有机会？中国没有拿定主意要不要做一个“移民国家”，而且移民政策相当混乱，鼓励政策和限制政策互相矛盾，主要是因为北京当局一心想招收高水准移民人才，但稍微一放宽，来的绝大部分是第三世界国家移民。中国想跟英美加澳和欧盟的移民国家竞争国际人才，但自身政策混乱、社会不宽容、经济衰退、教育水准差、管理水平差都可能是吓退来自发达经济体国家的潜在人才。中国社会对待外来移民的不宽容态度和社会偏见也在随着移民人口增加而加深。在中国，民族主义有时候跟种族主义分不清楚。有时候反对中国政府的亲西方群体也可能反对中国政府的移民政策，并且对在华外国人有种族歧视。总之，中国社会对外国人的歧视是比较普遍的，尽管来自发达国家的白人群体相对其他族群来说仍然比较受中国人欢迎。不论是亲政府，还是反政府的中国人都存在这种现象。哪怕是那些比较猖獗的民族主义狂热分子，他们通常只是在网路上骂“白皮猪”找存在感，在现实生活中他们只是没有机会接触来自发达国家的白种人。如果遇到，他们一样更喜欢白人群体。当然，中国的民族主义分子歧视其他有色人种就更常见。这是民族主义跟种族主义混淆不清的情况。另一种情况是反中国政府的群体。按理说这些人思想上更接受西化和民主观念，但他们也存在许多很保守的社会习性，比如还不能接受中国可能向移民国家转变的趋势，比如批评中国政府错误的移民政策招揽了素质更差的移民人口。这些群体也可能对有色人种产生歧视或不满，就像他们对发达国家犯罪率相对较高的移民群体感到不满一样：他们也可能认为中国的“低素质移民群体”可能造成犯罪率上升。尽管这些感知不一定完全准确，而且通常混淆在对中国政府的不满情绪中，但是反中国政府群体在社会文化上仍然有相当部分比较保守的思想观念。总的来说，中国社会不论是什么政治立场都没有做好接受从不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引进移民人口的准备，中国政府的政策混乱跟中国一般社会观念在移民问题上的矛盾和模糊是互为表里的。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和生育率下降，中国未来变成移民国家是完全可能的，但是跟发达经济体的移民人口结构可能有所不同。虽然发达经济体也在接收第三世界移民，但是更重要的还是发达经济体之间互相的人口流动。

Ignatius Lee@22HomoPoliticus

2024.09.11 11:46

“理想国”采访北京清华大学政治学系刘瑜，刘瑜在访谈中介绍她的书《可能性的一书：比较政治学30讲》。刘瑜在本书从比较政治学角度探讨政体有限论和政治现实主义。对于公众来说政体有限论很容易引起误解。俾斯麦说，政治是可能性的艺术。刘瑜想解释的是：政治是艺术，但不是魔术。刘瑜说：政治“可能”让一个国家成为地狱，但是它却“不可能”让它变成天堂。 “这是因为，在我看来，政治可能扼杀所有的社会关系和个人努力，但是它却不可能替代所有的社会关系和个人努力。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政治非常糟糕的时候，比如一个极权政府掌控一切，它可以摧毁人们的生产积极性、自发的社会组织、家庭乃至人性，使所有人的生活变成一场噩梦。 “可是，另一方面，当政治非常好的时候，它也只是制定一个相对公平的游戏规则——我前面讲到过，一场球赛踢得精不精彩，公平的游戏规则只是一个必要条件，绝不是一个充分条件，因为球赛踢得精不精彩，除了游戏规则，还要取决于球员们技艺是否高超、配合是否默契。在这个意义上，好的政治注定只是美好生活的前一半，而后一半则取决于社会、市场、文化以及每个人的努力。这种不对称，就是我所理解的‘政治现实主义’。” 刘瑜认为，俾斯麦就是她所理解的政治现实主义的大师。刘瑜构想的“政体有限论”和“政治现实主义”，强调非政治因素和政治参与对政治社会的影响，是对制度浪漫主义的反拨。这种观念固然是有争议的，但是对于有着民主理念的民众来说，却未偿不是好事情：脚踏实地底参与政治社会才是学习民主和建设民主的最佳方式。对一些有制度浪漫主义倾向的个体来说，这是一种警醒：一个好的制度落到没有能力建设这个制度的人群当中，仍然不必然带来好的结果和好的成绩。我想借刘瑜的“政治现实主义”表达的是：建设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的重要性要超过怀抱着简单的制度浪漫主义幻想民主政治解决一切问题。前几天我才发文解释市民社会在俄国民主转型过程中失灵同样造成俄国民主化失败，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假如普通人也有着清醒的“政治现实主义”，他不仅要知道如何反对极权政府，还要知道如何树立民主价值理念以及如何建设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来培养民主根基。这些努力是缺一不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