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的有意识的民族主义运动是1903年前后持续数年的拒俄运动。这次运动尤其突出的是“军国民思想”，或者称之为“军国民运动也未尝不可。相比之下，义和团运动只能算是农民暴乱。 军国民运动最大的特点不止是反俄，还有主动学习德国和日本军国主义的意思，实际上是接受西化的。 也有人认为，公车上书才是具有民族主义色彩的社会运动开端。但即使公车上书具有民族主义色彩，这次运动也不是排外的，而是接受西化的。这体现在维新变法中：变法自强才是首要目标。变法的重要举措就是接受西化。因为在当时西化就是现代化的代称，所谓西化准确地说是西欧化。 军国民运动也一样：其运动目标是抵御外辱，但不是说要关起门来抵御外辱，而是主动西化、主动参与国际竞争。这反而是特定时代背景下的开放思想。 孙文在1905年以后开始提三民主义，是对清末民族主义的另一种表述形式，是不同于军国民主义的。但是与军国民主义相同的地方是：这两种民族主义思想都不排斥西化，即使是要抵御外辱的。 在中华民国建立以后至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传播到中国来以前，中国大陆的民族主义仍然具有这种特点：一边接受西化，一边反对帝国主义。 等陈独秀和李大钊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和鼓吹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时候，中国人的现代化观念发生了分歧：一部分人开始认为现代化道路不止是西欧化，也可以是俄化。 在认同俄化这一批左翼知识分子里，对帝国主义的仇恨和对马列主义的信仰开始结合发酵。在继续支持西化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阵营里，虽然也批评帝国主义，但是更重要的是主动接受西化和推动现代化，其仇恨西方色彩极低。虽然两种态度截然相反，但仍不妨碍两个阵营都具有民族主义色彩，虽然这时候两种民族主义已开始分道扬镳了。 中华民国早期开始推崇的“国耻文化”，与其说是仇外的，不如说是追求自勉自强的。不仅北洋政府会用国耻来激励人心，国民党也一样宣扬国耻文化。但我们同时也要看见事情的另一面：推崇国耻文化争主权的性质要远大于仇视西化的性质。 孙文晚年有联俄反帝倾向，这种主张与其说是排斥西化，崇尚俄化，不如说是借力打力搞大国均势。 以原先国粹派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分子虽然批评西化，但也在接受西化。章炳麟和刘师培还利用“西来说”（Sino-Babylonianism）解释中华文明的演化。韩子奇教授甚至说这些文化保守主义分子鼓吹西来说，反而是帮助中国人克服接受欧洲政治制度的文化心理障碍。这与我们通常把国粹派当成极端排斥西化的看法恰恰相反。 真正排斥西化、崇尚俄化的是早期马列主义分子和后来的中共。即便如此，中共抗战期间也并不排斥跟美国合作。但是中共在意识形态上是抵制西化的，这个特点在第二次内战结束以后，就完全暴露出来。 中共在建立政权之前是比较典型的左翼民族主义，这时候民族主义是中共用于笼络人心的工具；但建立政权之后，就立刻丢掉民族主义，推行全面苏联化。因为这时候民族主义反而不利于中国人克服文化心理障碍全盘接受苏联化社会模式。这时候中共调整策略转而打击民族主义，乃至摧毁中古文化。 等民族主义重新抬头的时候已经是1980年代，但是等民族主义烧成野火还是1994年以后，这时候民族主义又复活了中共早期的特点：亲俄、用马列毛主义的反帝国主义意识形态仇视西方、用民族主义来鼓动社会仇恨。可谓是三管齐下。 在这种情况下， 199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就形成了反西方的意识形态跟民族主义相结合的新的民族主义，本质上接近中共早期的民族主义，与清末民初接受西化的民族主义大相径庭。

11月1日，中国教育部等十七部门联合印发《家校社协同育人“教联体”工作方案》，预计在2027年前在所有县设立“教联体”，旨在加強家庭、学校和社会三方协同互动。 就湖北试点来看，教联体旨在推动区县内“大校联小校”、“强校联弱校”、“城镇学校联农村学校”，是重新分配教育资源，防止教育资源不合理集中。 湖北试点了融合型、共建型、协作型三种模式的教联体，但试点时间太短，在其结构性缺陷还没有完全暴露出来的情况下就贸然推广到全国是不负责任的冒险行为。 比如融合型教联体就像一个超级学校和超级机构，党组织权力过大，腐败、低效率和官僚主义也会是惊人的。此外教联体改革还会给寻租创造新的机会，比如谁跟谁联合、怎么联合、以及如何实现校际协调，这些权力掌握在不受监督、不公开透明的政府手里还会造成严重腐败。 强行摊派的平均主义思想可能会危害教育行业。这就像在教育界推行农村公社化运动，本来想集中力量办大事结果办成了大坏事。尤其是这种教联体根本无法克服区域发展不平衡造成的差距。云南一个县城的教联体可能跟北京市海淀区的教联体比吗？ 如果教联体反而损害了教学质量和教育行业，还可能适得其反促成教育资源更加不合理地集中在少数学校和地区。 就十七部门发布的改革文件来看，全国推广的教联体改革还比湖北试点多出一些内容，比如增加了宣传部门和安全部门。如何协调这么多部门参与教联体改革是一个难题，这意味着一定会有地方的教联体改革荒腔走板。单从这些部门联合来看，教联体改革也无助于实质上提高校园安全保障，反而强化爱国主义意识形态教育（也就是俗称洗脑教育）色彩十分明显。 在全国推广过程中，我们还不能排除教联体改革滋生出来意想不到问题，比如频繁拉家长去参加社区和学校活动，或者给家长增加许多额外辅导负担。对于生存压力和就业压力大、长期加班和超负荷工作的家长来说，要怎么平衡这些问题，教育改革根本就没有考虑到怎么给家长减压。

删除“出版物印刷须由中方控股”这条限制并不会带来任何变化，只要出版审查制度包括政府审批、出版备案和书号制度还在摆那里，就不要想有出版自由。外资享受跟中资同等待遇，说得好像天大的恩惠一样。

日经中文：印度股市大规模资金外流到中国 以中国的大规模经济刺激政策和股价提振措施为背景，重新买入此前遭过度抛售的中国股票的动向正在加强。汇丰控股（HSBC）表示，全球机构投资者正在从印度、韩国和台湾的股票市场筹措投向中国大陆股票的资金。其中，从印度股市撤出的资金最多。

中国经济学家余永定是“双循环经济”概念最关键的鼓吹者之一（习近平提“双循环经济”主要就是受他影响），他在阐述双循环经济原理的时候提到采用“缠抱”和“备胎”策略来应对美欧脱钩。 实际上台湾也一样在用“缠抱”策略将自己与西方市场进行深度绑定。科技是台湾作为小国的生存之道，十分精明。 台湾在晶片产业上下的赌注是赌对了。如果没有尖端科技产业与西方市场深度绑定，台湾如果遭遇战争风险，国际社会不见得会这样在乎台湾的战略价值。 台湾要小心，将科技产业跟着去风险化（也即转移到美国本土或其他地方），国际科技产业链倒是安全了，台湾的风险反而增加了。 台湾还需要进一步开发其他尖端科技产业加深“缠抱”美欧市场不放手。与其相信国家之间会讲道义，不如捏紧核心利益，大家才好做君子。西方在面对俄国侵略乌克兰时，分歧这么严重，如果面对比俄国更加强大的国家发动侵略战争，这种分歧不会减少、只会增加。更何况是中国也在积极“缠抱”西方市场，如果发生战争，中国的“缠抱”就会变成经济胁迫。

这几天读了大量中国政府智库文件，发现一个有趣现象： 中国政府智库在进行国家宏观战略规划和国际局势研判的时候，总喜欢压着日本一头，甚至为此找历史依据说日本自古以来就是东亚朝贡体系一员，是服从于中国天朝秩序的附庸国家…… 但这是歪曲历史。日本古代绝大部分时间並不在东亚朝贡体系里面。 古代历史并不存在中心化的世界秩序。如果非要说中心，东亚秩序也是由两个中心和多个模糊地带构成。东北亚和东南亚长期处在模糊地带，历史上存在的国家並不想当然就是东亚朝贡体系的一部分。宋还向金称臣呢，请问谁才是朝贡体系核心？ 不论是《尚书》“五服说”，还是《周礼》“九服说”，都是中原政权一厢情愿，其他民族并没有要围着你转的意思。东南亚地区古代先后受到印度、阿拉伯和西洋文明影响，並不是因为挨着东亚大陆近，就是东亚朝贡体系的一员。这些国家跟谁都做生意，不等于见庙烧香，逢人磕头。 但是中国政府始终有一种自我中心主义，觉得自己必须要主宰东亚和东南亚秩序。 阎学通鼓吹中国不争霸权、争王权，他用警察比喻霸权，用医生比喻王权，认为中国的国家定位就是争王权。这种观念也在影响中国政府的国家发展战略定位。所谓王权，实质上是要树立一种无政府主义的国际社会的文明权威。这种观念深深浸透着中国古代王道思想和中国中心主义的世界观念。 “王权论”要建立的国际秩序是灾难中的灾难，完全不符合现代国际社会前进方向。 国际社会並不是纯然无政府主义社会，而是有国际立法的自由主义社会，哪怕是俄罗斯这样侵犯国际法和侵犯人权罪行恶贯满盈的恶棍，也一样把国际法和人权挂在嘴巴上指责别人。国际法看上去没有约束力，但是各国都会变着花样表明自己遵从国际法，并且指责对手不遵从国际法。可见国际法在极低程度上承担着某种公认的合法性权威。这跟民主相似，连最恶贯满盈的独裁政府也不承认自己是独裁，反而标榜自己是真正的民主。可见民主也演变成了某种合法性权威。即使是历史潮流并不一定朝着民主方向发展，最无耻的独裁政权也喜欢标榜自己体现民主价值。 这说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成立以来的国际社会並不是朝着无政府主义方向发展，反而是朝着遵从共识和以共识互相约束的立法社会发展，即使立法没有约束力，也仍然获得最低限度的承认。 即使国际社会还谈不上是立法的自由主义，也是有立法的无政府主义，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以前的无政府主义不同的是，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开创的国际社会秩序是一种能够最低限度约束无政府主义的国家行为的新秩序。 国际秩序要实现有效的国际立法，加速无政府主义倾向才是开历史倒车，反而是服从于霸权的国际秩序才更有利于克服无政府主义，因为国家间的无政府主义行为不仅可能导致冲突升级成为世界大战，还可能使践踏国际法和践踏人权的罪行变得更加肆无忌惮。之所以霸权才是必须的，是因为国际法庭和联合国这类机构根本就无法充当执法者角色，也根本无助于调解国际争端和压制国家间的战争。但话说回来，假如国际法庭和联合国这类机构有绝对执法权威和执法效力，那么霸权就毫无必要了，所谓王权更是无稽之谈。 霸权固然可恶，但霸权同时承担着维持世界秩序的作用。美国主导的霸权与一战前英国主导的世界霸权完全不同：一战以前国际立法主要通过条约来互相约束国家间行为，还缺乏达成普遍共识的国际立法，而英国建立的世界霸权並沒有以维护地区秩序为目的。假如美国突然失去霸权，失去维护世界各个地区秩序的绝对优势，那么地区性战争冲突还会升级，一些国家会更肆无忌惮地侵略其他国家。 与其说是核武器减少了国家之间爆发战争的风险，不如说是超级国家的存在降低了这种风险。俄乌战争就跟俄罗斯误判美国霸权衰落有直接关系。如果美国真的霸权衰落，原本可以约束的战争行为就会变得没有忌惮、不受约束。 正如前文所言，你如果觉得霸权可恶，那就必须推动国际法庭和联合国这类国际机关掌握实际执法权威。比如某国领导人给本国少数民族建设集中营或者悍然发动侵略战争，你就得有国际机构抓捕这国领导人上国际法庭受审。假如国际机构没有这样的执法权威，霸权仍然是比较不坏的选择。 所谓“比较不坏”，指的是在许多坏选项中选择最不坏的那一个。比如在世界大战、核大战、遍地爆发战争、国际贸易中断、国际犯罪飙升、违反人权犯罪飙升……等等一系列可能叠加出现的选项中，选择同样可能作恶但是可以较大程度抑制以上坏选项的霸权就不是那么糟糕的选项了。

这是2020年中印边界冲突地带，但这里并不是藏南地区。中国所称“藏南地区”一直处在印度实际控制之下，印度称“阿鲁纳恰尔邦”。 近期中国与印度达成退回2020年边界现状，实际指退回到班公错、乃堆拉山口、阿克赛钦西部地区的2020年边界，并没涉及藏南地区问题（北京当局依然不承认藏南地区归属印度）。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政治学家傅泰林（M. Taylor Fravel）曾专门考察过中国跟邻国的边界谈判（我在不同场合引用过很多次），其中1960年代中国边疆领土谈判主动让给邻国大片土地，包括将争议领土： 1. 让给缅甸1000平方公里 2. 让给尼泊尔2331平方公里（中国占余下145平方公里） 3. 让给蒙古10709平方公里（中国占余下5620平方公里） 4. 让给巴基斯坦至少3496平方公里（其中1942平方公里系中国主动让渡，同时中国还承认巴基斯坦占领1554平方公里争议领土） 5. 在跟朝鲜领土争端中，中国也主动让出近60%争议领土给朝鲜 在以上这些领土争端中，对方国家几乎都不把已占领土地吐出来，反而是中国把自己已占领的土地主动割让出去，说是丧权辱国毫不为过。但是只要官方不宣传，中国人就不知道，也就不觉得丧权辱国。 中国政府当然可能割让土地，但现在的中国政府跟毛泽东时代有所不同的是：现在中国政府会在乎民族主义情绪，反而毛泽东时代中国是打压民族主义的。现在要中国割让土地是把北京架在火上烤，哪怕是在藏南问题上升级冲突也会把北京架在火上烤。 藏南地区的主权问题是北京不愿主动挑起的：北京不承认藏南地区主权归属印度，但也不会采取进一步动作。因为升级相关冲突对北京十分不利。如果过分渲染藏南问题，北京自己反而骑虎难下：如果声调拔得太高，又没有实际动作，可能刺激社会不满情绪；中国眼下更希望把注意力放在台湾海峡和更紧迫的国内外议题上，并不愿意在藏南问题上分散太多注意力。出于这个原因，北京当局对藏南地区一直用不温不火的态度消极维持现状，实际上是拖延问题，並沒有要跟印度一鼓作气解决边境冲突的意思。 藏南地区一直处在印度实际控制之下，对中国並沒有国家认同感，随着北京当局长期推行消极维持现状政策（也就是说，嘴巴上不承认，但是也没有实际行动改变现状），越往后将来中国越不可能收复这些土地。情况与俄国占领大清国领土有所不同，中国会一直不承认印度对该地区的主权，但一直不会采取更多行动。相比之下，中国实际上承认了俄国对原大清国领土主权。

美国经济实际上比想象的要好很多，但是今年五月英国《卫报》一份美国民调显示56%美国人认为经济在衰退，49%认为失业率达到50年来最高峰（但实际上失业率低于4%，反而是美国50年来最低水平）。 直到本月，美国经济仍然强势增长，但是美国人仍然坚信美国经济在经历严重衰退，这是怎么回事？ 情况似乎是，美国人的政治分歧正在干扰美国人对现实的认知和判断。美国人对政府和对媒体的信任度反常下降是非常不好的迹象。 今年美国大选，不论哪一边获胜，美国人都不会接受大选结果。虽然一度有国际媒体揣测北京更喜欢哪一位候选人当选，但是北京可能真的无所谓谁当选，北京更喜欢美国社会因为大选撕裂，然后中国媒体24小时连轴转播报美国政治斗争失控引发社会骚乱。 不论哪一方失利，我们都需要寄希望于美国人节制仇恨、停止撕裂社会，不要做令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

2018年以来，中国虽然強烈反对脱钩和去风险化，但中国自己也在主动进行去风险化，只不过这种政策是放在“总体国家安全观”之下，以“双循环”名义进行包装。 也就是说，中国虽然強烈反对西方脱钩和去风险化，自己却打着“双循环”的旗号主动对美国和欧洲去风险化。“双循环”就是中国的脱钩政策。

中国政府的政治嗅觉是非常敏锐的。相比之下，虽然普通民众也学会了政治敏感，但这种政治敏感通常只限于自我审查，而不是政治嗅觉。 要养成跟中国政府一样敏锐的政治嗅觉，有一个小窍门：跟中国政府不爽的地方对着干，就算你不知道中国政府的政治考量是什么，它在乎的事情一定有政治原因。

2023年以哈战争爆发以前，中国在中东地区外交政策主要以服从经济贸易为主，长期趋于中立，政治让位给经济。当时中国一边与以色列保持暧昧关系，一边与阿拉伯世界保持政治互动，不论哪方，中国都在做生意。 2023年以哈战争以后中国明显放弃了中立立场，转而与以色列做对，这是外交路线转变的结果。 中国为什么放弃传统的中立立场，转向明显拉偏架？ 这与北京当局对局势的判断有关系：美国在中东地区出现了战略收缩，俄国因为俄乌战争遭到削弱对于中东地区的影响力也出现式微，中国在这个时机插进来是为了填补美俄腾出来的新的战略空间。 北京中东政策的转变意图相当明显：利用中东问题牵制美国战略东移。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中国还会持续加强与波斯-阿拉伯世界的政治纽带。 中东地区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动乱背后都有苏联沾满人血的黑手，今后中东动乱还会看到中国的黑手。但讽刺的是这两个国家都打着和平旗号干预中东事务。直到2023年以哈战争爆发以前，哈马斯和真主党还是照样频频前往莫斯科“朝圣”。你要说中东动乱没有俄国幕后拱火是绝不可能的。

近日中国媒体援引中国国家卫健委所属健康中国微信公众号“解释和纠正”“一孕傻三年”的说法，说怀孕反而变聪明。 但2020年以前，中国媒体还多次报道有大量科学研究证明“一孕傻三年”确实存在。 中国的“科学”还真是伸缩自如，紧跟政府指导，政府说什么是什么。话说难道你会因为想变聪明就怀孕生小孩？

9月税收收入同比下降5.03%，非税收收入同比飙升25.2%。 2022年以来两个项目波动幅度还蛮大的，2022年11月和2023年4月两个税收收入峰值是大规模查税和追缴税收抬高的吧？

先抛出一个概念引起讨论，再把讨论变成“思想”，上升到战略高度。这是一种很典型的命题作文式观念炮制程序。但中共就是依托这种程序来炮制“思想”的。 现在世界上很少有哪个政权像中共这样重视“思想”。中共说的“思想”实际上是指“思想控制”，也就是用观念武器来协同行动和展开宣传攻势。 外界通常比较轻视中共的思想宣传。有段时间，中共自己官僚也普遍松懈。习近平政府比起历届中共政府来说都更重视思想宣传。 习近平政府的思想宣传并不像不少人想象那样没有效果。相反，当局把思想宣传当成巩固统治的根基，是比镇压和维稳成本更低的強化统治手段。 就其观念生产和传播流程来说，我们看见自证预言和皮格马利翁效应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先抛出一个提命题作文，再在社会讨论过程中把它变成战略思想，然后调整所有的行动朝着这个方向前进，直到最终实现用实践兑现观念的效果。 並不是每一回都这样成功，但成功一次对于中共来说意义重大。比如有一段时间，“中国梦”这个命题作文炒得沸沸扬扬，后来不了了之，事实上中共也不可能兑现这种抽象概念。即使可以兑现的“新质生产力”概念，也不见得帮助中国经济起死回生。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比上面这些概念更加宏伟而且抽象，看起来是最不可能实现的目标，但是从某种角度来说确实出现了自证预言的情况：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概念是习近平2017年第一次尝试提出的，等它真正开始流行起来是2020年的事情。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见美国出现了全球性战略收缩：引导投资回流美国本土优先给美国本土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与盟友打贸易战，延续“亚太再平衡”战略进行战略东移（其代价也包括其他地区出现战略收缩）。与此同时，中国则抓住机会填补美国战略收缩后暴露出来的战略空间。比如中东问题上，中共就出现了战略调整，变得更加进取，而且是明显拉偏架。中国还借助俄乌战争削弱俄国的间隙，一边加強自己在中东的地缘政治影响力，一边拉拢中亚和巩固自己在东南亚的影响力。顺着一带一路扩张出去的，还有中国在印度洋的存在感在进一步加強。欧盟在对华关系上出现的内部分歧，很大程度上也跟中国对欧盟影响力明显升高有关。而最迟2018年以后，中国对欧盟的外交战略也以挑拨美欧关系和疏远美国影响力为主。与此同时，印度近几年开始出现经济起飞迹象，而其外交战略也不与西方同调，而是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响应中国跟俄国的多极化论调，也包含在中国讲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 虽然我们并不能一口论断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兑现了，但某种程度上也确实得到了一定国际响应，甚至一些外国领导人也跟着唱和“东升西降”。而印度、巴西、墨西哥、越南等国虽然明面上不跟着中国说“东升西降”，却在积极支持世界多极化以削弱美国的世界霸权，并且还利用俄乌战争中立，两头通吃。这样情况对于中国来说，依然正中下怀。即使这些中立国家不是中国的朋友，但他们战略上疏远美国更符合中国利益。 美国和西方要特别警惕在俄乌战争期间逐渐增加的新中立国家，这些国家与其说是中立，不如说是企图疏远美国和西方阵营。即使不见得增加中俄阵营的胜算，但也是削弱西方世界的全球影响力。 这只是举一个例子。中共在进行思想宣传的时候，往往也配合战略调整来推动行为上的变化。中共经常会提出一些大而空的抽象概念。这些宏大的抽象概念，往往没有引起西方世界足够警惕，即使对中国政府有反对意见的中国人也意识不到问题严重性。虽然这些空洞概念也可能烂尾，但只要他们兑现一次，中国的社会痛苦就会延续很多年。 用思想对抗思想，用观念对抗观念。对于反对极权政府的普通人来说，正视你的敌人凶悍顽强之处，要比轻视你的敌人、还用精神胜利法自我安慰，更有现实意义。当然，还有一种人是：一旦提到敌人如何凶悍顽强，立马就哭天抢地渲染敌人如何不可战胜。这种情况跟前面轻视敌人的情况一样，都是公民社会不成熟的表现。 中国确实没有像样的公民社会，许多人将之归咎于被剥夺公民权利，而不是追责自己在公民意识上有欠缺和失职。公民社会是这样一种概念：它並不是由国家授予的，而是由自己去争取的。只要有公民意识在个体身上反应強烈，个体就是公民社会。你在哪里，公民社会就在哪里，不必等独裁国家授予你公民权利。 要做公民，不要做群氓。群氓总在嬉笑怒骂、怨天尤人。但是公民不同，公民总是在为公共权利斗争。不管以何种形式坚持斗争，公民意识绝不是聪明人坐等坏事发生。

彭博社：俄乌战争以后，世界各国形成了三大阵营，其中亲西方阵营整体呈下降趋势，亲俄阵营和新中立国家集团整体呈上升趋势。 彭博社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包括：更多国家越来越认为中立更有利可图、2016年以后美国两党都倾向于回引投资到美国本土而非引导投资外流到全世界、中国经济影响力大增。

中国的极权体制真的达到巅峰了吗？ 吴国光老师9月在《中国领导人观察》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文章认为习近平权力已达到巅峰。后来又看了吴国光老师做客《不明白播客》讲这个观点，很受启发。 我临时写了一篇文章加入争论。我的观点是：不仅习近平体制还有继续上升空间，中国的极权体制还没有登峰造极。 我的论述角度是： 首先我区分了1990年代以后由改革开放催生的新极权主义跟20世纪旧极权主义（纳粹、法西斯、斯大林、毛泽东）的重要区别：旧极权主义是建立在制度化极其薄弱的个人独裁基础上的，新极权主义同时依托个人独裁和高度制度化的中央集权体制。对于旧极权主义来说，有登峰造极的时候。对于新极权主义来说却没有最高峰，只有更高峰，因为高度制度化的极权体制拥有很多集权手段。 其次，吴国光老师确实准确道出习近平体制存在严重治理能力缺陷。但这种缺陷是一直伴随中国新极权体制制度化全过程：几乎所有改革都是奔着克服这些缺陷去的，但是这些改革同时又存在严重的低效、无效缺陷，制造出更多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就不得不推出更多改革……恰恰在这种循环过程中，中共中央从制度上強化了新极权体制。而今后中共领导人一样会沿着这种改革道路继续強化这个新极权体制。在这种情况下，今后的极权体制只会越来越严重。 除非爆发大规模社会运动、战争和中共领导人本身懦弱，这种新极权体制就不会有减弱的迹象，而是会不断升级和不断自我強化。 本文只是评论性质，以后会再发学术版本。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读我写的《谁背叛了改革开放？论习近平对胡锦涛之继承》、《习近平的继承人难题：确定和不确定的中国》和《习近平政府怎么利用改革和不改革风险对冲》等系列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