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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上悠亜# – 国民夏天的回忆 #三上悠亜隐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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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的有意识的民族主义运动是1903年前后持续数年的拒俄运动。这次运动尤其突出的是“军国民思想”，或者称之为“军国民运动也未尝不可。相比之下，义和团运动只能算是农民暴乱。
军国民运动最大的特点不止是反俄，还有主动学习德国和日本军国主义的意思，实际上是接受西化的。
也有人认为，公车上书才是具有民族主义色彩的社会运动开端。但即使公车上书具有民族主义色彩，这次运动也不是排外的，而是接受西化的。这体现在维新变法中：变法自强才是首要目标。变法的重要举措就是接受西化。因为在当时西化就是现代化的代称，所谓西化准确地说是西欧化。
军国民运动也一样：其运动目标是抵御外辱，但不是说要关起门来抵御外辱，而是主动西化、主动参与国际竞争。这反而是特定时代背景下的开放思想。
孙文在1905年以后开始提三民主义，是对清末民族主义的另一种表述形式，是不同于军国民主义的。但是与军国民主义相同的地方是：这两种民族主义思想都不排斥西化，即使是要抵御外辱的。
在中华民国建立以后至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传播到中国来以前，中国大陆的民族主义仍然具有这种特点：一边接受西化，一边反对帝国主义。
等陈独秀和李大钊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和鼓吹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时候，中国人的现代化观念发生了分歧：一部分人开始认为现代化道路不止是西欧化，也可以是俄化。
在认同俄化这一批左翼知识分子里，对帝国主义的仇恨和对马列主义的信仰开始结合发酵。在继续支持西化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阵营里，虽然也批评帝国主义，但是更重要的是主动接受西化和推动现代化，其仇恨西方色彩极低。虽然两种态度截然相反，但仍不妨碍两个阵营都具有民族主义色彩，虽然这时候两种民族主义已开始分道扬镳了。
中华民国早期开始推崇的“国耻文化”，与其说是仇外的，不如说是追求自勉自强的。不仅北洋政府会用国耻来激励人心，国民党也一样宣扬国耻文化。但我们同时也要看见事情的另一面：推崇国耻文化争主权的性质要远大于仇视西化的性质。
孙文晚年有联俄反帝倾向，这种主张与其说是排斥西化，崇尚俄化，不如说是借力打力搞大国均势。
以原先国粹派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分子虽然批评西化，但也在接受西化。章炳麟和刘师培还利用“西来说”（Sino-Babylonianism）解释中华文明的演化。韩子奇教授甚至说这些文化保守主义分子鼓吹西来说，反而是帮助中国人克服接受欧洲政治制度的文化心理障碍。这与我们通常把国粹派当成极端排斥西化的看法恰恰相反。
真正排斥西化、崇尚俄化的是早期马列主义分子和后来的中共。即便如此，中共抗战期间也并不排斥跟美国合作。但是中共在意识形态上是抵制西化的，这个特点在第二次内战结束以后，就完全暴露出来。
中共在建立政权之前是比较典型的左翼民族主义，这时候民族主义是中共用于笼络人心的工具；但建立政权之后，就立刻丢掉民族主义，推行全面苏联化。因为这时候民族主义反而不利于中国人克服文化心理障碍全盘接受苏联化社会模式。这时候中共调整策略转而打击民族主义，乃至摧毁中古文化。
等民族主义重新抬头的时候已经是1980年代，但是等民族主义烧成野火还是1994年以后，这时候民族主义又复活了中共早期的特点：亲俄、用马列毛主义的反帝国主义意识形态仇视西方、用民族主义来鼓动社会仇恨。可谓是三管齐下。
在这种情况下， 199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就形成了反西方的意识形态跟民族主义相结合的新的民族主义，本质上接近中共早期的民族主义，与清末民初接受西化的民族主义大相径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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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邦国的官方讣告中有一句：“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坚持党性原则，实事求是，以实际行动进行抵制。
这条官方评价很古怪。吴邦国父亲吴忠性是国民党军事机关学校一名科室主任兼主任教官，因为这个背景，在文革期间被暴打三个月。吴邦国自己都是被迫害对象，在当时有什么能力抵制文革？
2010年，吴邦国在人大报告罕见表态说要汲取文革教训，显然他汲取的教训是強化社会控制。
中国在2004-2005年间推动了一系列法制改革，其中最大改革就是強化了党对司法系统绝对控制权。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司法倒退最惨重的一步，但是绝大多数平民毫无知觉，甚至学术界也没有意识到这2004-2005年司法倒退正在对中国政治产生决定性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至2000年代初期，由于制度混乱和不成熟，党对政府机关和司法系统的控制程度还不够，即使是中央机关也无法有效地协调和调动各个部门协作。这种情况间接形成了类似权力制衡的效果，其实只是权力无效、失序和混乱。
2004年以来，胡锦涛政府开始大力推动所谓的法制建设，许多人（包括公共知识分子、学者和国际媒体）以为中共所谓法制建设是向着法治道路前进。
我在近期文章《习近平的继承人难题：确定和不确定的中国》指出了这个问题：胡锦涛以来中共推行的“依法治国”和“依法执政”並不能依照语境的“法治”来理解，而是要理解成绝对強化党对政府机关和社会各个环节的绝对控制权。也就是说，所谓“依法治国”和“依法执政”指的的是党用法律来強化对政府和社会的控制权。
吴邦国讲反思文革教训就是在胡锦涛政府推行“依法治国”和“依法执政”这个背景下提出来的，其目的是加強党对政府机关的绝对控制和加強对躁动不安的社会的绝对控制。鉴于从胡锦涛时代起就不断攀升的“群体性事件”，強化社会控制的最重要手段就是用法律来治理社会——这并不是西方语境中讲究司法独立的法治，而是用法律来创立制度和机构，用这些制度和机构来控制和约束社会。
胡温体制比江泽民体制最大的不同点，就是強化政治体制改革。许多人想象的政治体制改革是民主化、自由化和法治化。大错特错。在中国的语境中同样存在巨量政治体制改革，胡温体制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改革都是反自由化和反民主的。
你永远不能轻视中共使用的一些政治术语：你既不能单从字面意义理解他们的政治术语，也不能从西方语境来理解这些行话，而是要从中共自身的政治生态来理解，这样你就会发现，中共並不是简单重复大话、空话、套话。在你掉以轻心的时候，紧箍咒就缩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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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胡祖六：国民消费是最重要经济指标，也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唯一可行驱动力。
很多经济学家都意识到这个问题：国民必须拥有足够强大的消费能力才能给社会创造复原力，这是经历经济危机浴火重生的基本前提。
中国经济结构性问题是国富民穷，投再多钱到创新科技上也没办法解决这个最大的现实问题。
中国政府寻求的所谓“新质生产力”发展战略就是缘木求鱼：它总幻想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有了科技突围，中国经济就能起死回生。这是马克思主义教条和拜科学教信仰产生的新型经济迷信。
中国不解决国富民穷的结构性缺陷，就算民主化也不能恢复经济活力，跟许多失败的民主国家一样：国富不富不是有没有能力顺利渡过经济危机的前提，关键的是不能“民穷”（虽然穷国很少富民，但富国并不等于富民），“民穷”才是最大的发展缺陷，一旦跌倒就爬不起来。
真正的强国是国富而且民富，一偏科，两个都会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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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第二大在野党民众党星期六(1月11日)在台北自由广场举行“111钉孤枝”集会，号称有15万名支持者和多位国民党立委到场声援前主席柯文哲，涉贪受审的柯文哲1月2日遭裁定羁押至今。民众党代理主席黄国昌于集会中指控，台湾总统赖清德干预司法，不过，民进党立委钟佳滨质疑，民众党针对特定案件、恐意在聚众施压司法。更多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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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英文：年轻人的未来，就是国家的未来。蔡英文关心台湾年轻人的视频，引发大量大陆年轻人的共鸣，弹幕集体刷屏“对不起”。下一步，中国大陆的改革，应该遵循科学：AI模拟模型推演，大陆可复制台湾模式。国民党没有被清算，台北市长蒋万安能够当选，核心原因是蒋经国放弃独裁，将台湾带领到民主的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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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抗战胜利功劳一共一百分的话，国民政府的军队大概占到99，中共也就1%。中共在八年抗战中最重要的工作是扩军，打日本根本不重要。而且谁打谁都还会被批评，比如彭德怀，不自量力发动百团大战，一直被老毛批评。
林彪打平型关，老毛也是完全不赞成的。事后老毛说，不能再这么打了。再打就打没了。赶紧深入敌后，占地盘，拉队伍。
抗战八年，中共从两万人发展到将近百万，消灭日军可能一共加起来不到一千人。
所以，中共大张旗鼓搞反法西斯阅兵，邀请国民党老兵，是不是吃台湾豆腐？肯定是。
一个游而不击的队伍，最后把国民党打败，然后自己搞起了反法西斯阅兵，中华民国派肯定是心里难受。历史就是这样，成王败寇，没什么天理。
但民进党政府其实也没把自己当中国民国，所以抗战的事情他们早就不提了。真要将来台独了，我感觉台湾忠烈祠里那些抗战将领搞不好都被清走。什么抗战不抗战的，和台湾有毛关系。
所以老共这个吃台湾的豆腐，也是看准了这一点。有本事你就回归中华民国，你也搞个大阅兵。
台湾这个被大陆吃豆腐吃的难受，但自己又没有反制的底气。心里这个憋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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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当年不但不抗日，还去进攻国民党的敌后游击队，中共眼中最重要的是地盘儿，谁来就打谁。新四军后来被国民政府收拾，主要是这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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