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事务》发文为即将出版的《Reagan: His Life and Legend》一书预热 该书作者提出：有关里根总统挑起军事竞赛和遏制苏联扩张导致苏联灭亡的说法将里根神化了。苏联灭亡更大程度上源于戈尔巴乔夫推行自由化改革，踩中了所谓“托克维尔陷阱”。 里根任上，苏联领导层短期内发生了多次更迭。 1982年至1985年，苏联领导层先后经历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接二连三去世，最后轮到戈尔巴乔夫上任。 客观来说，1982年至1985年这几年苏联领导人接二连三在任上去世，这应当视为政治动荡（尤其是围绕领导人病死引起的继承人斗争和路线斗争）。政治动荡给戈尔巴乔夫仓促接班创造了条件。如果契尔年科多活5年，戈尔巴乔夫能不能接班还不一定。 在这期间，里根政府对苏政策富有弹性，既有持续压力，也有灵活让步。很难说处于政治动荡的苏联有进取心主动与美国升级对抗。戈尔巴乔夫跟里根反而更倾向合作避免冲突升级，而不是持续升级对抗（然后依照人们假设拖垮苏联）。 戈尔巴乔夫接班的时候，苏联政治一如既往地混乱，但是还不至于说危及到政权稳固。不论是里根政府，还是苏联高层，没有人预见到戈尔巴乔夫从有限开放公私合营开始一步接一步走向私有化和自由化，也没有人预见到改革是怎么一步一步发展到最后冲破政权全部防线的。 如果说里根政府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促成苏联灭亡，我认为更恰当的说法应该是：戈尔巴乔夫与里根政府缓和关系，在某种程度上诱使戈尔巴乔夫背离了保守主义路线，转而尝试适度开放。美国跟叶利钦时代的友好关系是从戈尔巴乔夫时代就开始了。叶利钦时代大刀阔斧的自由化改革就很像是依照西方民主国家的想象来进行的（尽管西方社会普遍不了解叶利钦改革造成的灾难性后果）。叶利钦选择普丁接班之初，普丁也一样以亲西方形象登场，甚至普丁在相当长时间内被俄国极端民族主义分子痛斥为西方国家的代理人（他们也这样骂叶利钦）。 俄国这种亲美政治路线是戈尔巴乔夫开启的，俄国的自由化也是戈尔巴乔夫开启的。不应该轻视戈尔巴乔夫跟美国缓和关系、加强接触以后发生的转变。也不应该轻视政治动荡对戈尔巴乔夫发生误判的影响。 我反而反对秦晖提出所谓的“苏联模式政权测不准理论”（甚至都不是规范的学术提法），这种说法假设领导人观念发生突变，却无视领导人在审度时事时出现的认知偏差。另一方面，这种理论混淆了前后政府在政治逻辑上的连贯性。比如邓小平处理毛泽东政治遗产的态度和习近平对待胡锦涛的政治路线，在这些执政逻辑背后有其内在的连贯性，並不是表面看起来的突变。 反而务实的领导人更可能根据复杂的国内和国际局势做出符合其认知的判断，而不是一味刻板地拘泥其前任的政治路线（比如华国锋就是这种务虚不务实的人）。 Max Boot认为升级对抗中国无益于推翻中共的极权政权。他猜想只有拖到中国出现戈尔巴乔夫式改革家才可能看到中国重蹈苏联覆辙。Max Boot甚至说，美国应该放弃幻想美国有能力改变中国。 但是这种观点也存在很大问题：习近平政府从一上台开始就反复警告党内不要重蹈戈尔巴乔夫覆辙，甚至专门拍摄内参纪录片要求全党全军学习苏联灭亡教训（其中也包括痛斥戈尔巴乔夫改革搞垮苏联），这些情况恰恰说明中国正在不断从苏联灭亡中汲取教训。 Max Boot这种设想才是不切实际的。如果美国不持续施加压力，就很难看到对手出错的时候；压力越大，对手出错风险就越大。如果美国不采取进攻态势，那就会轮到中国采取进攻态势。这方面千万不要低估北京的决心。